近几年来，为解决国民养老的问题，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出台指导政策，扶持养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般碳汇价格比排放配额价格低，企业更愿意大量买入碳汇，一方面让配额闲置，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配额交易的活跃度，导致碳市场激励机制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五，气候信息披露问题 当前对于气候信息披露问题的讨论主要在国际平台进行，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披露建议》为基础，由可持续会计标准委员会等数个委员会围绕TCFD的标准进行整合。
第五，加快植树造林，抵消农业生产的碳排放。在这条路径上，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2019年，NGFS发布了央行开展可持续投资的指引，其中明确提出希望在央行的储备投资中注重ESG因素，这可能会成为今后储备管理的一个趋势。第三，布局新能源交通工具，减少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作为一种价格手段，碳税有着一系列的优点： 第一，由于其直接增加了碳排放成本，因此减排效果快。
关于金融如何支持气变融资的热议问题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将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国际机构和很多智库对这一点都有着非常充分的论述。2018年英国启动了一个CCS试点的工厂，初步测算如果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全球需要有6千个此类项目，而目前达到标准的只有几个，所以未来的40年里，任务仍然艰巨。促进非居民对日元的使用，取消了对非居民购买和发行日元债券的限制，准许境外金融机构参与欧洲日元市场，并放松了居民使用欧洲日元借款的要求，等等。
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7大类共40项交易中，大部分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不可兑换子项目仅剩3项，主要集中在境内资本市场一级发行交易环节，以及非居民参与人民币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品业务的方面。其三，数字技术的崛起对金融基础设施带来新的挑战。（3）依托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开发和交易锚定中国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等）、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投资产品和相关风险管理工具，利用离岸市场良好的流动性增强人民币在海外市场的定价功能。同一时期，国际中央证券存管机构（International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简称ICSD）开始为欧洲债券提供结算业务，欧洲清算（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建立了与境内市场的跨境互联互通，1973年Swift成立，Euroclear和Clearstream的全球参与者均利用SWIFT，通过代理银行或者直接与其他CSD处理交易。
继续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建设有深度的本币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也意味着该主权货币的中央银行应在特定范围内部分承担世界中央银行的责任。因此，在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信贷发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和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领域鼓励人民币本币的跨境使用，加强、深化与相关国家货币金融合作，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区内资金融通瓶颈，还可以通过区域、次区域和RCEP等多边贸易等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合作，强化人民币对相关国家货币的锚定作用，推动中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分工和区域一体化。
1991年日元债券在国际债券市场的占比由1985年的7.7%上升为12.9%。浮动的汇率需要与有效的利率走廊相配合，需要基于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和收益率曲线为相关金融产品定价。其中，以美元计价的欧洲货币市场规模和国际证券发行是欧洲美元市场的重要增长源。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日元国际化的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了明显提升。
RCEP协议、中欧投资协议等的签订，对本币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程度的承诺。从未来看，进一步提升本币金融市场的深度，需要： （1）继续加强吸引外资，落实已宣布的金融服务业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鼓励引入境外机构加快金融业竞争。金融基础设施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元、日元国际化过程中均出现过利用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援助输出本币资本，同时带动本国企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加速本币国际化的过程。
最后，可借助数字人民币的技术优势，拓宽人民币国际化应用场景。趋势之二：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基本要义在于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制度化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
包括花旗、汇丰、渣打等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国际托管代理银行网络，提供与跨境证券相关的保管、结算、外汇交易、衍生品结算等服务，将固定收益市场交易后（Post-trade）体系扩展到更多地区。世界银行预计，2025年全球货币最可能出现的情景将是一种围绕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中心的多种货币并存的格局，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也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性便利性提出更高要求。
欧洲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从1976年的143.28亿美元增加至1980年的239亿美元。（2）鼓励境外投资者运用持有的人民币证券进行担保品管理，扩大人民币资产在离岸市场的认可度和提高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资金运用效率。趋势之三：数字技术崛起，进一步对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的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带来新的挑战，在数字化环境下货币国际化速度有可能加快 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元仍将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数字货币的出现可以使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速度比设想的更快。可行的策略是进一步通过区域贸易协议，在区域金融一体化和国际分工中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让人民币成为区域内其他货币的货币锚(Anchor Currency)。到1992年，以日元进行的贸易结算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4.6和10.7个百分点，达到17%和40.1%。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货币与宏观经济环境格局加速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下一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布局。
按照目前中美经济实力、以及在数字经济带来的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上的推进速度，各国央行及主要资本必然会重新考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的对比，以及美元长期结构性贬值趋势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影响。协调好资本项目的开放次序，在开放过程中充分发展利用国际市场规则发展成熟的金融市场交易以及风险对冲工具，在风险可控条件下实质性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影响货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因素主要在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经济自由度、金融渠道、境外金融资产持有量等方面，包括货币需要具备可信任的储备价值功能，能够在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和兑换，使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等贸易伙伴区域内具备自由使用的渠道，这些条件的实现需要更高程度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以及相关风险管理工具、开放跨境金融服务相配合。
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境内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增加市场流动性和风险对冲工具，是更好地吸纳资本流出、入冲击的应对之道 如果人民币要进一步提升国际货币地位，进一步开放衍生品市场将是人民币国际化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美元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以企业跨国投资和金融合作为载体强化了美国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针对这些趋势性大转变，相应地，巴曙松教授提出几条针对性建议：首先，我国可以利用一带一路倡议、RCEP贸易协议等协议推动人民币在区域内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人民币作为区域内的货币锚，即区域内其他货币与人民币的相对汇率变动具有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
20世纪50年代离岸欧洲美元市场诞生大大强化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属性。（3）基础设施涉之间的互联互通还包括场外交易市场的联通，两地交易所的债券市场联通，互换通（Swap）通、Repo通等，为人民币跨境资产抵押、回购等提供一整套符合国际规范的基础骨干网络，在可控、稳慎的前提下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1990年日本在各国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占到8%，超越英镑（3%），成为仅次于美元和德国马克的第三大国际货币。2020年中国GDP占美比重超过70%。
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巴曙松对这一新变化作了总结，认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大趋势的转变上：其一，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更趋脆弱和不确定。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国际化 。
如果人民币在一带一路、RCEP等贸易区域内要深入参与贸易融资、产业链布局等实体经济活动，就需要有相应的跨境人民币融资手段和金融工具相配合。未来一阶段，中国国际收支较大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资本流入平衡经常账户顺差收窄的格局，非储备金融账户下资本流动将扮演重要角色 从过去几年非储备金融账户资本流入的结构来看，自2016年以来直接投资项目重要性趋于下降。
十三五前四年期间FDI年均仅340亿美元的规模，显著低于2010至2013年间每年净引入资金约2000亿美元的规模。放宽外国金融机构的准入。
编者按：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发生着新变化，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逻辑和外部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同期日元银行贷款占比由5.7%上升为11.6%。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以日元的国际化经验来看，日元国际化进程与资本账户开放和跨境金融服务结伴而行。
（2）继续推动中国股债市场参与国际化指数，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2）技术层面上，可以使亚洲金融机构避免依赖欧美市场进行相关固定收益类产品的跨境结算托管所带来的跨境债券信贷、操作、外汇交易、流动性等风险
其三，数字技术的崛起对金融基础设施带来新的挑战。2020年中国GDP占美比重超过70%。
美元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以企业跨国投资和金融合作为载体强化了美国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如果要推动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内主要的储备、投融资货币，除了吸引国际资本北上（即透过现有的(R)QFII、银行间债券市场计划、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债券通等渠道可以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境内市场），也需要考虑如何安全可控地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在离岸市场或境外主体之间的资金循环以及所体现的货币职能。
